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
鴉片戰爭最大的贏家當然是倫敦金融城大銀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在鴉片戰爭結束之後3年間，印度輸華鴉片就從1839年的35000箱增長到1855年的78000箱，翻了一番，貨值超過1000萬英鎊。如此龐大的鴉片貿易就操縱在巴林家族羽翼之下的怡和、寶順、旗昌三大洋行手中，早在戰前三家合計就控制了全部鴉片貿易的一半，到了戰時，僅怡和一家就控制了全部印度輸華鴉片的2/3，到了戰後這個優勢進一步鞏固。
怡和和寶順兩家洋行的飛剪船壟斷了從中國到印度的航線，不管誰家經營的鴉片生意都得從這條航線運送，運費由怡和來定，並由怡和經營的孟加拉保險公司(Bengal Insurance Society)進行承保；怡和還可以在孟買市場和加爾各答的鴉片拍賣中以盧比對銀元的有利比價預付款項，而在中國以銷售所得用銀元收回墊款；從50年代起，大部分從印度出口的鴉片是以倫敦承付的票據購進的，而怡和則是用其聯號—倫敦的馬地臣公司(Matheson & Co.)承付的票據進行購買，這種匯兌業務規模龐大，以至於1845年即進入中國的老牌英資銀行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的全部匯兌生意“還沒有怡和一個櫃檯處理的款項多”，到1863年，怡和乾脆在上海成立“怡和錢莊”，直接向生意往來的中國商人和其他洋行放貸和辦理匯兌業務。整個鴉片貿易的鏈條，生產、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匯兌，除了深入印度腹地的罌粟種植園怡和無法控制外，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洋行的手中。
然而就是這唯一的漏洞卻被一個來自巴格達的猶太家族牢牢地抓住，敏銳地加以利用，在30年的時間裏就徹底打垮了怡和洋行在對華鴉片貿易中的壟斷地位，成為新的鴉片貿易之王。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東方羅斯柴爾德”的沙遜家族(The Sassoon Family)。
沙遜家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 Jews)，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幣兌換的生意，並經常作為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路，直到15世紀90年代，隨著伊比利亞基督徒將伊斯蘭教政權趕回非洲，塞法迪猶太人亦被逐出西班牙（1492年）及葡萄牙（1497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為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還有一部分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藉多年積累下來的信用和金融管道東山再起，並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藉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利息的條文，以其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為中東地區商貿往來中實際存在的大量融資和匯兌需求提供相應服務，很快就成為中東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財政官，並成為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稱為“納西”(Nasi)，意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迫害猶太人，作為“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衝，不得不在1826年逃往波斯灣東岸港口布希爾(Bushire)，在這座被英國東印度公司當做海灣地區活動中心的城市生活了6年後，又於1832年舉家遷往英屬印度的孟買，不久族長大衛沙遜(David Sassoon)本人加入英國國籍，並創建了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開展金融和貿易業務，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
沙遜家族採取了和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的打法。老大衛沙遜自己坐鎮孟買總部，將大兒子阿爾伯特(Albert Sassoon)派往巴格達，主管家族在西亞波斯灣地區的生意；二兒子伊利亞斯(Elias Sassoon)派往上海，主管家族在香港、廣州、上海、橫濱、長崎等地開設的分支機搆；另一子沙遜大衛沙遜(Sassoon David Sassoon)派往倫敦，掌管家族的對英棉花貿易；小兒子亞瑟(Arthur Sassoon)則被派往香港擔任滙豐銀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董事會的家族代表。於是從西歐到中東、再經印度到中國，沙遜家族編織了一張綿密的貿易和金融網路；依靠這張網路，沙遜洋行很快發展成為波斯灣地區最大的貿易機構和全印度首富，到1864年老大衛沙遜逝世時，沙遜洋行擁有的資本金已經超400萬英鎊。而沙遜洋行正是依靠其遍佈全球、深入印度全國的金融和貿易網路，最終打敗了怡和洋行，成為鴉片貿易以及建立在鴉片貿易基礎之上的遠東金融網路的新霸主。
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工業的核心是紡織業，特別是棉紡業，在各主要工業國家都是戰略產業，而沙遜洋行多年來專門從事向當時的世界工廠英國出售印度和中東原棉；到介入鴉片貿易後，即以長期原棉貿易積累下來的巨額財力貸款給印度各邦的鴉片種植者，用信貸控制的方式來經營鴉片產業，而以鴉片在孟買出售所得來收回本息。當時怡和的飛剪船隊控制著中印兩國的貿易航線，而據怡和的艙單表明，沙遜從1834年起就以自有資金將鴉片運往中國了。鴉片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大衛沙遜就派次子伊利亞斯沙遜赴香港設立了一個專門經營鴉片的分支機搆。由於沙遜洋行早已在加爾各答和新加坡建立機構，因此除了由於怡和船隊的壟斷而無法打入中國沿海貿易運輸系統外，當時在印－中鴉片貿易的鏈條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有了它的分支機搆；而在1850年大英輪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建立孟買->加爾各答->香港->上海航線以後，沿海貿易運輸的這一環節也彌補上了。到1860年，沙遜洋行開始使用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在三、四十年代所採取的辦法，大量囤積鴉片，以低價向中國市場傾銷，並向中國商人提供貸款以及定期發貨；用這種辦法沙遜大大拓展了自己在中國鴉片消費市場中的份額。
然而沙遜洋行真正的力量在於他們對那些願意正常交貨的印度商人給以高達成本3/4的預付貨款。沙遜洋行在參與鴉片貿易之後，因為它的根據地就在印度孟買，可以通過大量有經驗的代理商至生產地廉價收購尚未收割的罌粟，甚至採取慣用的高利貸手法，直接向產地農民收購罌粟“青苗”，更不用說沙遜洋行通過廣泛對印度各地的罌粟種植園進行信貸從而直接控制的鴉片生產規模了。
怡和在印度的合夥人曾試圖採取同樣的辦法，但怡和洋行在鴉片貿易經營中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不掌握印度鴉片的生產，只能依靠印度當地的代理商和中間商，它的預付貨款是通過孟買和加爾各答的大型代理商號提供的，無法影響產區，這樣怡和進貨的價格就完全被這些人所控制。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沙遜洋行被公認為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是各類鴉片總數70%的擁有者和控制者。
而直接控制印度鴉片產地的沙遜洋行的利潤是驚人的。1817年加爾各答每箱鴉片的拍賣價格與中國的賣價相差400銀元，到1839年據怡和洋行大班渣甸在給代理商的信中披露“在最好的年頭，鴉片的利潤可高達每箱1000銀元”，為了兩萬箱鴉片英帝國就不惜與中國一戰，直到1911年，每箱鴉片的利潤仍高達1000兩白銀，平均利潤為每箱售價的30%；而居於鴉片貿易霸主地位的沙遜洋行，在1840～1914年的75年間，一共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平均每年獲純利200萬兩，這不啻是一個天文數字。
就在沙遜洋行加冕鴉片帝國新王冠的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繼承了老大衛沙遜事業的長子阿爾伯特沙遜獲得英國國王授予的爵士稱號。阿爾伯特和他的弟弟、滙豐銀行董事亞瑟與英國王室關係極為密切，是英王愛德華七世和喬治五世的密友。阿爾伯特沙遜的次子愛德華阿爾伯特沙遜(Sir Edward Albert Sassoon, 2nd Baronet，1856年6月20日－1912年5月24日）於1887年迎娶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的女兒愛琳卡洛琳羅斯柴爾德（1865～1909年）。兩家聯姻之後，此前若隱若現的聯盟關係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關係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家族的聲勢更顯高漲，這無疑進一步加強了家族在遠東的經濟地位。
深知大勢已去的怡和洋行不得不淡出鴉片貿易，在竭力維護自己在鴉片貿易中的基本盤之餘，將業務重心放在了倉儲、運輸、保險、匯兌、放貸等服務於貿易的產業。此時渣甸早已去世，渣甸外甥威廉凱斯威克(William Keswick)接管了渣甸家族在怡和的股份，從此開始了怡和洋行的凱斯威克(The Keswick Family)時代，直到今天；馬地臣則黯然淡出怡和洋行在中國的業務，專心經營倫敦馬地臣公司(Matheson & Co.)，後來成為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Hugh Matheson)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了一處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將其命名為“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為力拓集團。
然而鴉片貿易只是沙遜家族獲得財富的一種手段，作為傳統猶太銀行家族，金融的血液流淌在每個沙遜人的血管裏，他們深知，真正大道無形的財富榨取和控制手段，是金融；對中國，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攻破中國的金融高邊疆，控制中國的金融命脈；他們的戰略，是在沒有中央銀行體系的中國建立起聽命於自己的“中央銀行”；他們的武器，是以滙豐銀行為首的外資銀行體系；他們要進攻的突破口，是中國金融高邊疆中最強大也是最脆弱的部分：中國本土的錢莊、票號體系。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