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沙遜王朝的開創者老大衛沙遜於1864年11月7日病逝於印度波納(Poona)的寓所。死前，老沙遜做出的最後一項重大戰略決策是參與創建滙豐銀行(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鴉片戰爭以後，洋行經營的國際貿易對金融服務有著大量的需求。在諸如國際匯兌、放貸、貼現、結算等等環節，商人們都需要金融機構的協助。而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的那段日子裏，金融業務一般由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來兼營，另外，一些總部在英國和印度的銀行也在香港做一些金融業務，比如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當時稱麥加利銀行)、有利銀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等等。但這些銀行的重心並不在中國，因此，所提供的金融服務並不能完全滿足貿易的需要。到了19世紀60年代，這種金融服務的欠缺狀況已經越來越明顯。老沙遜敏銳地捕捉到了這枚解決中國金融問題的鑰匙，決定擇機進軍中國當時幾乎還不存在的銀行業。
這時有兩份要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畫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青的蘇格蘭航運商人送來要成立“香港和上海銀行”的計畫書，而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青人的計畫。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湯瑪斯蘇石蘭(Thomas Sutheland)，時年只有30歲，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業務總監和1861年才剛成立的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
1864年初，蘇石蘭搭乘大英輪船公司的“馬尼拉”號小輪，從香港駛往汕頭、廈門和福州，沿途進行商務考察。船上陳列有好多本《布萊克伍德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被船上近乎靜止的時間折磨的無聊透頂的蘇石蘭專心閱讀這些雜誌，其中碰巧有一些關於銀行業務的文章，簡直入了迷。後來他回憶到，“我平生從未開過銀行帳戶，只在買辦那裏有一個帳戶，而且是經常透支的。但是我認為，如果機會合適，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據蘇格蘭原則在中國開設一家銀行。”於是，當天晚上，蘇石蘭寫出了現在還存放在滙豐銀行檔案內的那份計畫書，計畫募集的資本只有五百萬港元。次日，蘇石蘭把這個計畫書拿到他的朋友、“香港最優秀的律師”波拉德(Pollard)那裏，這位仁兄看了一眼，馬上注意到有一萬港元的手續費可得，就拿了這份計畫書走遍了香港所有大商行；在香港的伊利亞斯沙遜幾乎第一時間就拿到了這份計畫書，立刻就呈送給了遠在孟買的老沙遜。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因為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繫方面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與未來的滙豐銀行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而且，根據伊利亞斯沙遜發來的情報證實，被後人稱為“香港通貨之父”的香港總督羅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進金融業發展，作為其任內的施政重心。羅便臣認為雖然香港已經有多家總行設在倫敦和孟買的銀行進駐，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銀行，則不僅可適應急劇擴大的貿易發展需要，還可以照顧到香港殖民政府關於港口碼頭、公用事業建設的需求，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這個草擬中的“香港及上海銀行”正好滿足羅便臣的要求，會被港府視為“我們自己”的銀行，在承辦港英政府的官方業務方面將佔據明顯的優勢，這樣就極有可能取得發鈔行地位並接手港府的往來帳戶。
老沙遜立刻就批准了這個專案，遠在香港的伊利亞斯沙遜馬上在蘇石蘭的這個專案計畫書上簽了字。1864年8月6日，滙豐銀行召開了由14家發起洋行參加的臨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亞瑟沙遜代表沙遜洋行出席了這次會議。1865年初，滙豐完成籌備工作。3月3日，滙豐銀行正式開業，總部就設在今天香港滙豐銀行的所在地。
參與發起滙豐銀行的，除了沙遜洋行，還有一家歷史悠久、實力雄厚的大洋行——寶順洋行。另外一家老牌美資大洋行旗昌也於1866年加入滙豐董事會。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巴林系的盎格魯—薩克遜銀行家勢力似乎以2:1的票數壓倒羅斯柴爾德系的猶太家族沙遜的勢力；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破裂引起的危機中被摧垮、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870年代初淡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貿易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逐漸成為滙豐銀行的一個主要台柱，滙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家族在遠東金融棋局裏布下的一個眼。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號稱遠東“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種抵制，即基於金融城勢力版圖劃分的區隔，也源自於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
早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巴林家族羽翼下的怡和洋行就以鴉片貿易中獲得的大量現金開展匯兌和貸款業務。進入上海後，怡和的銀行部門實際上包攬了上海大部分的國際匯兌業務，不僅包括一般的商業匯款，連英國政府的匯款也由它經手。各國領事匯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還在用它的匯票。戰後，一批在倫敦註冊並以印度為基地的英國銀行，雖然先後將業務擴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蝕著這些洋行的業務領域，但國際匯兌業務仍然把持在有實力的怡和、旗昌和寶順等大洋行手中。1863年，怡和還創辦了“怡和錢莊”，積極貸款給中國的錢莊和地方政府，並與上海70多家錢莊保持著密切聯繫，在上海灘錢業公會裏聲名顯赫。現在滙豐銀行要紮進來搶怡和洋行利潤優厚的國際匯兌和貸款業務，怡和自然要誓死抗爭。
然而首先改變滙豐銀行歷史命運的，卻是美國南北戰爭。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產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一是原棉而是生絲，其中又以原棉為主。而當時世界的主要棉花產區是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那裏的棉花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或許只有今天的石油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可以說整個世界工業的上層建築的基石就是印度和美國南方的棉花種植園。美國南北戰爭一爆發，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而趨向印度棉花，印棉價格隨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一時成為英國和遠東大小資本家投機的對象。到美國內戰結束的1865年，印度棉花價格已經由每磅兩便士猛升到七便士，在中國做生意的商人同樣趨之若鶩，據史料記載，這一年僅從上海載運棉花到英國去的船隻，就多達250艘。
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1860～1865年間，包括銀行、貼現公司、金融信託公司在內的各種金融企業的數目和資本直線上升；英國殖民地銀行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的四年間，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這幾年新設的英資銀行，同樣如雨後春筍，它們打著一兩百萬英鎊資本的招牌，金庫中卻空空若也，但是股價卻節節上揚，匯隆銀行的股票升水40%、麗如銀行的股票升水70%、渣打銀行（麥加利銀行）的股票升水100%、新成立利華銀行剛一開張股價立刻升水150%、有利銀行的股票升水近200%……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內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
倫敦金融城首當其衝，1866年一年之內，一連倒閉了17家銀行。
倫敦金融城地震的衝擊波迅速沖向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大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麥加利銀行），巴黎官方背景的法蘭西銀行以及有金融城大銀行家族特別關照的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而這對羽翼尚未豐滿的滙豐而言，不啻為一場地震。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滙豐銀行進行匯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情況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這個維持金融城和英帝國生命線的定海神針，再一次穩定了遠東的局勢，並成為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洗牌的武器。就在同一年，為怡和洋行阻撓而遲遲不能頒發的銀行經營許可證終於下發，原來巴林家族旗下的旗昌洋行也審時度勢，本著“打不過就加入”的原則加入了滙豐銀行。
此時兵強馬壯的滙豐立即主動出擊，開始在同行之間展開搏擊。
當時在華最具實力的外資銀行，是最先進入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麗如銀行。它當時在遠東的地位，正如報紙載文所說：“差不多像英格蘭銀行在英國的地位。”
1866年6月，在銀行業龍頭老大麗如銀行的倡議下，包括渣打銀行（麥加利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在內的幾家銀行，達成協定把過去一貫慣用的6個月到期的匯票，縮短為4個月。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搆，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匯票，原因是輪船的改進使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航程大為縮短，繼續使用6個月到期的匯票，有可能使承兌匯票的商號利用貨款到手而匯票尚未到期的空隙時間，以到手的貨款進行其他商業活動。用縮短匯票付款期限的辦法，銀行就可以指望商人在貨物尚未脫手時，根據貨物所開具的匯票即已到期，因而貨款的償付必須依靠本次交易以外的資金。因此，只有資金比較雄厚的商號才能進行這種交易，而銀行和它們打交道，承擔損失的風險也就小得多。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遭到了滙豐銀行的抵制。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的匯票時，在雄厚實力的大股東的支持下，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不僅如此，滙豐還進一步利用其他銀行只做4個月期票的機會，一方面從急需脫手6個月期票的商人那裏，以低價購進；一方面高價拋出大量4個月到期的本行匯票，賣給競爭對手麗如等銀行。一買一賣之間，賺取了大量利潤。半年下來，滙豐的匯兌業務便由920萬兩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期票大戰”中，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的易主，滙豐自此成為中國外資銀行界中的領袖行。而在匯兌、存款、印鈔、放貸等業務方面，滙豐也同樣在加速運轉，蒸蒸日上。
匯兌業務是這個時期所有在華外資銀行的主要業務，滙豐也不例外。在滙豐剛成立的頭十年中，包括匯付、貼現和承兌在內的匯兌業務迅速增長，從1865年成立時的1442.9萬元開始，在1866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滙豐就掌握了從香港、上海到孟買、加爾各答的全部匯兌管道，此後匯兌業務逐年上升，至1872年達到7450.7萬元。
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滙豐成立後，一改過去外資銀行只重國際匯兌而忽視存款的商業習慣，上上下下將“抓存款”作為“首務之急”。不僅從多方面吸收存款，而且大小不拘——大宗款項固然歡迎，小額存款也不嫌棄。然而真正使滙豐得以吸納中國廣大儲戶存款的，卻是滙豐等西方銀行在中國享有的政治特權。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這樣一個故事：清朝政府的一個藩台（主管一省財政和人事的行政長官）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以贓款存在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著八抬大轎，帶著一些隨從直奔滙豐銀行而來。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是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立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才知道滙豐對中國存戶在那裏的存款，是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的。沒有辦法，他只得以“外國人不准查帳”回復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中國人存款在滙豐，滙豐就能依靠英帝國的勢力，拒絕中國政府就中國存戶任何款項加以調查。因為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更以滙豐為最安全保險庫，把歷年搜刮來的贓錢統統送了進去。據統計，滙豐銀行在1865年的存款餘額僅為300多萬元（港元），但了1913年，存款餘額即達2.9億元以上。
由於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為“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准許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隨後，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並迅速流通於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這一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麥加利）、有利和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滙豐發行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滙豐通過發行紙幣，所掠奪到的財富是十分巨大的。1893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曾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的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惟所欲為。聞英商滙豐銀行在粵通用之票百余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此後滙豐銀行發行的港幣在中國大量流通。特別是在華南幾乎代替了中國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
通過吸收存款和發行紙幣，滙豐銀行掌握了巨額流動資金，從而在辦理商業抵押貸款和商業票據貼現等業務之外，還有能力辦理對清政府出於軍事、政治需要的貸款。
此時的滙豐銀行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業銀行，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時已經完成轉型（從鴉片貿易到貿易服務業）的怡和洋行變得更為現實，面對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去考慮怡和與滙豐的關係。整個遠東金融格局為之一變。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於滙豐銀行的期許，並不僅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資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為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為真正的、全中國的“中央銀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為中國政府的債主，而讓一個政府欠債最好的辦法有兩個，一是戰爭，二是政府投資的大規模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於是就有了從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一直到1874年最終被平定的西北回民起義，綿延20年不間斷的戰爭，整個中國被打成一片焦土，政府財政被徹底摧毀，不得不向金融機構融資；在20年戰爭結束之後，緊接著就是20年興辦西式企業的洋務運動，同樣需要大筆融資。而這時政府融資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向中國本土的金融系統——錢莊票號體系，錢莊票號同時還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著中國經濟的富源。為了徹底控制中國的財政金融，就必須控制中國的錢莊票號體系；只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票號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國際銀行家對於中國金融高邊疆的縱深控制。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