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洋行
1839年8月5日，林則徐虎門銷煙禁煙的消息也經東印度公司à怡和洋行à寶順洋行的情報管道傳到倫敦(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31)。常年跟中國打交道的鴉片販子們對於中國官場上的那點伎倆早都門清了，中國皇帝頒佈禁煙令100多年來，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與其說是“禁煙令”，不如說是敲詐信，“滿大人”們無非是想多要點賄賂多訛點銀子，從鴉片走私裏多分一杯羹而已，只要使銀子，沒有辦不成的。林則徐被任命為禁煙欽差的消息甫一傳出，大家還都摸不清路數，萬沒料到這位仁兄要動真格的。
8月7日，倫敦鴉片利益集團立刻動員起來，召開緊急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倫敦印度中國協會(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主席、下院議員拉本德(G. G．de H．Larpent)；銀行家、下院議員、外相帕麥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和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Lionel de Rothschild)的親密夥伴、對華航運投資人約翰阿拜斯密斯(John Abel Smith)；斯密斯的兩個兄弟、怡和洋行倫敦代理人奧斯維德斯密斯(Oswald Smith)和湯瑪斯斯密斯(Thomas Smith)；下院議員、對華貿易商人威廉克勞富(William Crawford)；倫敦大銀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s Brothers & Co.)對華利益關係公司的約書亞貝茲(Joshua Bates)；曼賈斯特商會主席莫克維卡(John MacVicar)，寶順洋行(Dent & Co.)老闆、大鴉片販子顛地(Dent)，怡和洋行鴉片走私船船長格蘭特(Capt. Grant)。會後，拉本德、莫克維卡等8人(貝茲急於將會議結果報告巴林，藉故先行離開)都依約在帕麥斯頓私人住宅與外相會談約一小時，初步商定對華開戰。
8月26日，巴林金融王朝掌門人法蘭西斯桑西爾巴林爵士(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ing)跳上前台，出任英國戰時內閣財政部長（1839年8月26日～1841年8月30日），開始著手為迫在眉睫的對華戰爭進行融資準備。
巴林家族與對華鴉片貿易淵源極深。早在1793年，英國馬格爾尼使團訪華時，馬格爾尼勳爵除了給中國皇帝帶去一封英國國王的國書之外，還給兩廣總督帶去了時任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主席的老法蘭西斯巴林的一封信，企圖擴大對華貿易。未果之後，老巴林又派遣其子喬治巴林(George Baring)訪華，於1811年在廣州和蘇格蘭人大衛森(W. S. Davidson)合夥開設一家鴉片走私公司，即巴林公司，也就是後來的寶順洋行（Dent & Co.，即顛地洋行，於1867年破產）。後來巴林兄弟公司的高級合夥人約書亞貝茨也是在中國大作鴉片生意發了大財之後才被巴林家族招安進入巴林兄弟公司董事會的，具體負責巴林家族的對華鴉片業務。貝茨依約擁有巴林兄弟公司分紅1/4的權利，由此可以推斷，當時巴林家族每年盈利的大約1/4來自中國的鴉片利潤。
積極在倫敦鼓吹戰爭的另外一股勢力是以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為代表的在華洋行利益集團。怡和洋行自1832年成立以來，仗著有倫敦金融城的支持，僅7年功夫，就佔據對華鴉片貿易1/3的份額。寶順洋行有巴林家族的全力關照，緊隨怡和之後，位列第二。儘管生意越做越大，但中國朝廷規定的僅開放廣州一口通商的“十三行”外貿制度極大地束縛了洋行在華利益，怡和洋行的渣甸、馬地臣和寶順洋行的顛地等人認為應該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如果鴉片的力道還不夠，那就大炮。
早在1830年，就由馬地臣起草、廣州47名英商聯名向英國國會致函，要求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並建議派兵佔領中國沿海島嶼，以擴大對華貿易。隨後廣州的英商加緊串聯，在1834年成立“貿易事物會館”，即廣州英國商會，由馬地臣出任商會首任主席，渣甸則躲在幕後遙控。同年12月，發生了兩艘英艦炮轟虎門炮台的事件，怡和控制下的廣州英國商會借題發揮，向英女王情願，請求政府出動艦隊，以炮艦強迫清政府接受“自由貿易”的原則，結束廣州十三行的貿易壟斷，並開放中國沿海各省口岸。
1835年，渣甸派馬地臣返回倫敦，斡旋出兵中國一事。但是馬地臣的使命一開始並不順利，當時的英國外相，滑鐵盧一役擊敗拿破崙的“鐵公爵”威靈頓公爵（亞瑟威爾斯利）相當蔑視他，老公爵從一位古典貴族的榮譽感出發，拒不接受一位哪怕是在倫敦也是臭名昭著的鴉片販子的擺佈。事後馬地臣在給渣甸的信中悲痛地報告，他被“一個傲慢愚蠢的老傢伙”所侮辱。
轉機很快出現，老威靈頓公爵不久告老還鄉，接替他擔任英國外相的，是與倫敦金融城關係密切的帕麥斯頓勳爵（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1784～1865 ，又譯作巴麥尊）。這下正中渣甸—馬地臣下懷。原來渣甸的老朋友、怡和洋行合夥人之一霍靈沃斯馬格尼亞克與斯密斯家族合夥在倫敦另開一個門面，叫做馬格尼亞克斯密斯公司(Magniac Smith & Co.)，是倫敦經營對外貿易與金融業最稱顯赫的巨頭之一。斯密斯家族也是金融城老字型大小的銀行家族，在拿破崙戰爭時與當時號稱歐洲“第六強權”的銀行業世家巴林家族共同承銷了一筆2000萬英鎊的戰爭國債；後來阿拜斯密斯又力挺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當選英國歷史上第一位猶太裔下院議員，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關係又很曖昧。倫敦的馬格尼亞克斯密斯公司與廣州的怡和洋行不僅同出一源，互為代理人。從1835年起，怡和的詹姆斯馬地臣也正是馬格尼亞克斯密斯公司的重要股東之一。同時馬格尼亞克斯密斯公司的另一合夥人斯密斯兄弟中的阿拜斯密斯卻又是倫敦政治舞台上一個非常活躍的人物，非但是下院輝格党一個有力集團的首腦，並且還是外相帕麥斯頓勳爵的“親密朋友”。
有了這條管道，東印度公司羽翼下成長起來的怡和洋行立刻開始了公關攻勢。就在1835年7月24日，曾喬裝成普通商人從福建一路刺探情報到山東半島的前東印度公司間諜琳賽(Hugh Hamilton Lindsay)致信帕麥斯頓勳爵，對如何侵略中國獻計獻策……
“我們（的對華關係）不能讓現在這樣的反常狀態繼續下去了。……經過深思熟慮，我認為有兩條路可走：第一，這是我要建議採取的，就是直接用武力來對過去的損害取得補償，對將來取得保障；……照我的意見，採取恰當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動，只要一支小小的海軍艦隊，就萬事皆足了。我樂於看到從英國派出一位大使，去和（英屬）印度艦隊的海軍司令聯合行動，對於我們所受的損害索取補償，並商訂一份以自由原則為基礎的通商條約。迫使（清政府）屈服的武裝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艦、兩艘大型巡洋艦、六隻三等軍艦、三四隻武裝輪船，船艦載運陸上部隊約六百人，以炮兵隊為主，以便進行必要的陸上動作，這就滿夠了。這支武力的絕大部分，印度已經有了，花不了多少錢就可以行動起來，例如（駐印度）皇家海軍假定就提供以下各項：
皇家海軍（駐印度）： 74尊炮主力艦一艘 500人
大型巡洋艦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艦兩艘 320人
印度海軍則提供： 三等軍艦兩艘 300人
武裝輪船兩艘 200人
加爾各答提供： 武裝輪船一艘 100人
需要從國內派遣的： 大型巡洋艦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艦兩艘 320人
陸上部隊 600人
共計 2,940人
這支武裝之滿夠達到我們所想望的一切目標，是毫無疑義的。”
當然為了鴉片發動一場對華戰爭卻是符合英國國家利益的。大英帝國的“東方三角貿易體系”（即英國的紡織品輸往英屬印度，英屬印度的鴉片輸往中國，中國的茶葉、絲綢輸往英國）中，鴉片貿易是最重要的一環。到鴉片戰爭前期，英國和中國的貿易占其整個海外貿易的六分之一，而鴉片占所有對華貿易的三分之二。
在渣甸鼓勵下，馬地臣轉而尋求“發動群眾”，在議會說了算的英國政體下，只要動員起代表金融城和商會利益的下院議員們，幾個老式貴族基於“榮譽信條”的反對和自由派分子的無病呻吟都將被資本的力量無情地碾的粉碎。於是在1836年，馬地臣於倫敦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對華貿易的現狀和展望》一書，竭力鼓吹英國應對華採取“前進政策”，建議佔領香港，作為“英國和著名的蘇格蘭自由貿易者的代管領地”。一石激起千層浪，早為英－中－印三角貿易輝煌的現實利益和預計更為輝煌的未來所深深吸引的曼徹斯特商會、利物浦商會、格拉斯哥商會都立刻動員起來，向外交部請願，要求“加強對華貿易的保護”。
除了請願，本著盎格魯—薩克遜傳統的公民自由結社原則，109家和印度或中國貿易有關的大公司，包括進出口貿易、航運、金融等等各界的巨頭，例如巴林兄弟公司和怡和洋行，於1836年成立了倫敦東印度和中國協會(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 ，輝格党下院議員拉本德(G. G．de H．Larpent)任主席，另一位下院議員哈斯堤(Archibald Hastie)出任副主席，這兩位仁兄都曾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多年，是“公司的孩子”，後來又都作為倫敦金融城選區的代表當選國會議員；同時出席協會的各公司代表中，擁有下院議員身份者也並不少見，因此，這個協會不僅在經濟上擁有極其雄厚的勢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著極強的影響力。
倫敦的印度和中國協會自從成立那天起，就積極進行對印度和中國的侵略活動，經常和政府有關各部，特別是外交部，保持聯繫，書面地或口頭地供給情報，提出意見，鞭策英國政府為自己的利益加緊侵略遠東。今天翻閱英國外交部的檔案，不乏這個協會送交外交部的許多備忘錄和情報。拉本德個人寫給帕麥斯頓勳爵的信件和要求會見的便條，更是屢見不鮮。
而這位拉本德先生在廣州有一個關係公司，叫做拜爾公司(Bell & Co.)，專門與怡和洋行進行鴉片交易；協會副主席哈斯提則又自己販運鴉片，委託怡和洋行代為銷售；利益攸關之下，這個協會竟曾向英國政府的印度事務部提出交涉要求減低鴉片稅。
戰爭前夕，在幕後進行鼓動的另一個資本家集團是曼徹斯特商會，主席是約翰莫克維卡(John MacVicar)。在遠東問題上，曼徹斯特商會在1814年前為了打破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易的壟斷權而大肆叫嚷過一陣。在1834年前為了打破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權又叫嚷過一陣。到了東印度公司廢止對華貿易專利以後，他們多次地為侵略中國而向政府提交備忘錄、請願書；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他們又為進一步侵略中國而年年不斷地向政府提交備忘錄、請願書。莫克維卡本人在1839年秋和1840年初也就對華戰爭一事幾次上書、面見帕麥斯頓。
當然莫克維卡也與怡和有染。怡和洋行有一個匹頭部，專門運銷國內紡織品。它在曼徹斯特的“機密代理人”正是這裏的莫克維卡。另一方面，莫克維卡經營茶葉進口的生意，也常用委託怡和洋行給他代銷鴉片的辦法籌集販茶資金。在1835年7月，莫克維卡一次就運送土耳其鴉片50箱給怡和，估計可賣得2.5萬英鎊。
一句話，所有這些人，英國對華利益集團的頭面人物，不管是外相、議員、銀行家還是工廠主，都是國際銀行家們遠東貿易的“利益攸關方”，都是金融城和老東印度公司的“圈內人”。
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策劃著，歷史的時針終於指向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正式開會討論是否要對華開戰的問題。主管英帝國對外關係事物的帕麥斯頓勳爵本來就是帝國主義炮艦政策的狂熱鼓吹者，這幾年怡和洋行為了鼓動他發動對華開戰也沒少做“公關”工作，怡和上繳給林則徐的那7000箱鴉片中有不少就是屬於帕麥斯頓本人的，林欽差的虎門銷煙就是在銷這位大英帝國外相的荷包，於公於私，老帕都極力主張對華開戰；財相桑希爾巴林爵士眼看著自己旗下的三家洋行怡和、寶順、旗昌一共上繳了10000多箱鴉片，價值150萬英鎊，吃虧著實不小，肉痛之餘，一直在會上追問戰爭勝利後“誰來賠償英國商人的損失？”有內閣成員建議由國會撥款賠付、或者有東印度公司出面補償，一下子會議就炸了鍋，這樣跟中國還打個什麼勁？當然要由中國佬來賠！最後國防和殖民大臣約翰羅素伯爵(Earl John Russell)一錘定音：根據他的經驗，“難道還有比我們的海軍艦長更好的外交家麼？”於是英國內閣會議終於決定對華開戰。
然後是議會鬥爭。1840年4月7日～9日，英國議會就是否對華開戰舉行最終辯論。渣甸帶著有數百名在亞洲和英國的英國商人簽名的請願書，走進了議會大廳。渣甸在對議員演講的過程中，開創了今天聲名狼藉的“炮艦外交”的先例：“中國地大人稠，只要全面通商，我們有多少（鴉片）就可以賣多少。面對這樣一個幾艘炮艦停在岸邊開幾炮就可以制服的政權（滿清），我們不能允許大英帝國的貿易受制於他們的反復無常之下。一場同中國的戰爭能夠帶來碩果累累，我毫不懷疑。”
最終，議會下院以271票對262票的9票微弱多數，通過了支付軍費案、支持派兵侵略中國的政府對華政策。對於這些鴉片販子們來說，“民主”倒真是個好東西。
1840年中，東印度公司前雇員、現英國政府委派的對華作戰總指揮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出現在中國海岸，英國開始了鴉片戰爭。英國軍艦摧毀許多海濱炮台，用密集的炮火轟擊一個又一個城市，甚至向北直接威脅北京紫禁城。
同時東印度公司在華培植多年的地下網路也全部動員起來，為英國侵略軍服務。傳教士郭士立直接為侵略軍充當嚮導、翻譯和談判人員，並協助侵略軍在佔領區建立地方施政機構；前行商、現怡和買辦伍秉鑒、伍紹榮父子則積極為侵略軍和洋行通風報信，暗中為英軍補充給養，並充當侵略者與清政府內投降派的溝通橋樑；被東印度公司鴉片貿易收買的朝中大員，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盛京將軍耆英等都動員起來，與扼殺自己財路的林則徐禁煙派積極鬥爭，穆彰阿參倒了林則徐，琦善接任欽差大臣，耆英則最後再賣國的南京條約上簽字；琦善在與英人談判的過程中絕不許其他政府官員在場，每次只帶怡和洋行買辦鮑鵬隨侍左右；更可笑的是在南京與英國侵略者談判的耆英還公然向璞鼎查討好，要認璞鼎查的兒子為義子，璞鼎查也欣然接受，將自己兒子改名為耆英璞鼎查(Qiying Pottinger)……
在倫敦金融城裏應外合的全面打擊下，清政府被迫屈服，接受英國的要求。
1842年，中英雙方代表簽訂了南京條約。條約允許開放5個重要的中國港口，給予在華外僑治外法權，賠償損失的鴉片貨值300萬英鎊（1200萬銀元），並正式割讓已於1841年1月26日被英國佔領的貿易和軍事基地香港島。1841年，怡和洋行的渣甸“眾望所歸”，當選為英國國會議員。怡和洋行的股東們則在戰爭的血雨腥風中，“20年分享了300萬英鎊的紅利……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最近10年（1837～1847年）裏積累的。”【馬丁：《中國的政治、商業和社會》，倫敦，1847年版，地2卷，第258頁】，成為東方首屈一指的“洋行之王”。
鴉片戰爭結束了一個舊時代，開創了另外一個新時代。只是誰也料想不到，這個新時代所蘊含的，竟然是此後100年不間斷地血腥殺戮、戰爭、革命、改革、近代化，和中國金融與倫敦金融城在華利益格局的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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