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印度公司
[摘自:http://www.ccthere.com/user/dadaowangwu/%CB%F9%D3%D0%CC%FB/1]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大半個地球的一切貿易,並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內招募陸海軍、佔領領土、在佔領區域內徵稅、發行貨幣、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自從公司在1757年1763年之間的英法七年戰爭中打敗法國東印度公司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逐漸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內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從1763年以後的55年間,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賺取了10億英鎊,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這些收益源源不斷地注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們和英國王室的資產負債表。
然而經過此前一個世紀國內製造業發展的停滯,英國王室發現國庫白銀儲備幾乎外流殆盡,因為中國人只接受白銀來結算絲茶及其他商品出口貿易。白銀大量外流嚴重動搖了大英帝國財政的基石,為了扭轉劣勢,1738年登基的英王喬治三世授權東印度公司從英國王室的孟加拉殖民地組織大量鴉片貿易出口到中國。這樣做有兩個目標:變貿易逆差為順差,及在中國的統治精英中培養毒癮以便控制。到美國獨立戰爭前夕(1775年),官方統計的東印度公司運到中國的鴉片數量增長了20倍。
鴉片貿易對大英帝國具有生死攸關的戰略價值:英國對中國的經年累月的巨額貿易赤字變成巨額盈餘,其數額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的英國工業製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鴉片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的石油媲美,鴉片貿易是“英國在東方商業的中心樞紐”。英帝國包括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產、銷售、倉儲、運輸、行銷管道都要牢牢地支配在自己手中,並時刻決心以炮艦來捍衛上述鏈條的正常運轉。
但是如暴風驟雨般展開的美國獨立戰爭直接挑戰了英國王室和金融城的鴉片政策。東印度公司的御用文人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除大聲疾呼對殖民地加緊實施殖民政策之外,更鼓吹擴大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貿易,並將這兩者作為保衛大英帝國並行不悖的基本國策。
東印度公司依其貿易壟斷權,從印度統購鴉片運往中國銷售,再用出售鴉片所得從中國購買茶葉銷往本土及海外殖民地,牟取暴利;英國政府更於1773年通過《救濟東印度公司條例》,給予東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銷售積壓茶葉的專利權,免繳高額的進口關稅,只徵收輕微的茶稅,並明令禁止殖民地販賣“私茶”,東印度公司因此壟斷了北美殖民地的茶葉運銷,激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美國獨立戰爭;而英國當局轉手就用對華鴉片貿易所得的現金來雇傭德意志黑森地區的傭兵,並將其派遣到北美來鎮壓美國人民起義。如果沒有中國的鴉片紅利,英國是無論如何也無力將這場跨洋戰爭進行8年之久的。
當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為了彌補戰爭對英帝國財政造成的巨大漏洞,亞當斯密又極力號召擴大對華鴉片出口,振臂一呼,應者景從。從1801年到1820年,英國官方統計數位顯示,對華鴉片出口達到平均每年5000箱。到18301831年間,鴉片貿易的數字增長了4倍,達到18956箱,到1836年更達到驚人的30000箱。根據中英兩國的政府檔案顯示,在18291840年之間,流入中國的銀元是700萬元,而流出中國的銀元達到空前的5600萬元;從1567年明穆宗隆慶元年宣佈開放“銀禁”與“海禁”,實際上廢除在元代以來的信用貨幣制度,通過海外貿易最終把帝國“央行”從北京搬到了拉美礦山,實行銀本位以來,中國的貨幣體系第一次遭到國際銀行家貨幣戰爭的戰略縱深打擊,瀕臨貨幣崩潰。
而每年從中國外流的白銀則刺激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英國工業革命的中心是紡織業,是英帝國的核心戰略產業,紡織業所需的基本原料是棉花,當時英國工業用棉主要從美國南方進口,英國對當地奴隸制種植園的棉花種植業大力提供融資援助,而鴉片是英國棉花需求鏈條的最後一環。英國公司將購買來的棉花運往利物浦,然後再從那裏分銷到英格蘭北部的各個紡織廠,製成品遠銷印度,印度將鴉片出口到中國換取白銀支付從英國進口紡織品的價格。沒有中國對於鴉片的最終需求,英國全球貿易的基礎架構就會癱瘓。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貿易實在是英帝國生存發展的生命線。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首先東印度公司確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但是嚴禁公司商船參與鴉片貿易,只開放加爾各答一口集中進行鴉片拍賣,並授權與公司有關係的所謂“自由商人”(free merchant,或“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成員稱“大班”(Supercargo),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同時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匯兌均必須由它經手,並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進行信貸支持;散商的對華貿易所得,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並由該委員會簽發相應的倫敦匯票和印度、孟加拉票據;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絲茶等大宗商品外銷,不消說,中國絲茶的專賣權也在公司手中。
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壟斷權被英國國會取消以後,倫敦金融城未雨綢繆,立刻以早已準備好的、由金融城遙控的散商體系填補真空。在後東印度公司時代最初的20年裏,全部鴉片貿易的佼佼者是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寶順洋行(Dent & Co.)、旗昌洋行(Russel & Co.)。
怡和洋行由兩位蘇格蘭散商渣甸(Jardine)和馬地臣(Matheson)合夥建立於1832年7月,專事鴉片貿易,而早在當年2月,號稱歐洲“第六強權”的巴林兄弟銀行即向這二人融資5萬美元助其成事;兩年之後,即東印度公司退出對華貿易的1834年,怡和洋行又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遠東鴉片貿易的代理人;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兩支力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為遠東的“洋行之王”,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被廢除後的20年間,成為首屈一指的鴉片貿易商。最能說明怡和洋行在整個鴉片貿易中的至尊地位的,是1839年的虎門銷煙,當時在華鴉片商販一共上繳21000箱鴉片,其中怡和一家就上繳了7000箱,占總量的1/3。 到1841年,渣甸有19艘洲際快速帆船,其主要競爭對手寶順洋行則有13艘。兩家洋行幾乎壟斷了從印度到中國的主要航線。渣甸還擁有數百艘小船、帆船和走私小艇,從事沿海和上游走私,貿易範圍包括從印度走私鴉片到中國,從菲律賓進口香料和糖,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絲綢到英國,處理貨物包裝和貨物保險,出租船塢和倉庫,辦理貨運票據和保險,提供進出口信貸,以及經營眾多商業貿易航線。
寶順洋行當家人是鴉片販子顛地,這家洋行的淵源鮮為人知:建立這家洋行的,正是巴林銀行家族的開創者、老法蘭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在東印度公司的代表愛子喬治巴林(George Baring)。早在1811年,喬治巴林就奉父命來華建立家族對華直接貿易管道,於是就有了建立於廣州的巴林洋行(Baring & Co.),後來因為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家族金融城頭號銀行家族的“名譽”,只得退居幕後,由顛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而顛地也將巴林家的鴉片生意做得有聲有色,成為僅此於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販子。
旗昌洋行是19世紀遠東最著名美資公司,1818年由撒母耳羅素(Samuel Russell)創辦於廣州,從事廣州至波士頓之間的跨國貿易,早期主要的經營項目是茶葉、生絲和鴉片,主要貿易夥伴是廣州十三行的旗艦行——怡和行老闆伍秉鑒。旗昌洋行與巴林兄弟銀行淵源頗深,洋行大班之一的羅素斯特吉斯(Russell Sturgis)後來成為倫敦巴林兄弟公司( Baring Brothers)的高級合夥人,另一位高級合夥人約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洋行業務主任小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 Jr.)是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外祖父;而洋行老闆撒母耳羅素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秘密精英結社骷髏會(Skull and Bones)。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的飛剪船參與鴉片貿易,旗昌洋行本身的一些合夥人也通過鴉片貿易晉身波士頓大家族之列。來自中國的豐厚鴉片紅利滋養著這些銀行家族,幫助日後波士頓財團和羅斯福家族政治王朝最終形成,塑造了此後幾代美國人的經濟和政治生活。
這三家大洋行合在一起,在中國鴉片貿易額中佔據一半的份額,且都與倫敦金融城、與巴林家族關係密切。在鴉片戰爭前後20年裏,幾乎控制了整個對華鴉片貿易——因而也就控制了英帝國生死攸關的金融命脈。
倫敦金融城透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也建立了一套不為人所知、但卻卓有成效的地下行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傳教士,天地會(三合會),行商,滿清官僚;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西方侵略東方,一貫遵循先聖經、再商品、最後大炮的標準程式,在中國更是把這一套玩的爐火純青。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貼近中國人民的精神層面;另一方面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刺探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情報,進行鴉片走私,可以說傳教士走到哪裡,公司的情報網路和鴉片經銷管道就鋪到哪裡,上述郭士立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而教會的日後發展,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醫院、媒體為主,成為控制中國人民精神生活、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結社,然而在19世紀初西風初漸的兩廣地區,會黨中人一旦遇到更先進的西方宗教意識形態,即被耶穌會和英格蘭教會傳教士所精神俘獲,天地會幫規儼然照搬摩西十誡,而兩廣地區天地會的反清革命行動,照例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援,於是會黨兄弟經教會仲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貿易中,成為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這樣以反清為宗旨的三合會(天地會)等於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財政補貼,專事破壞中國政府的管制能力,消耗帝國財政;而三合會日後的發展,即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孫中山的同盟會關係曖昧、糾纏不清;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郭士立建立的基督教“華福會”門下,負責軍事鬥爭的楊秀清早年也曾混跡於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將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為依託,孫中山本人乾脆就是洪門龍頭老大;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是在蔣介石發動血腥政變上台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活躍於省港海外華人社會的黑幫化的三合會組織依然以走私毒品為生。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為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爭後多轉為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興起的源頭。鴉片戰爭前,十三行的領袖是怡和洋行的伍秉鑒,鴉片戰爭期間,他通過旗昌洋行的股東約翰默里福布斯和羅伯特福布斯投資於美國的密歇根中央鐵路、柏林敦和密蘇裏河鐵路。默里福布斯進一步將伍家的基金使用於建立美國股票投資公司,以及包括如阿爾巴尼和波士頓礦業公司的投資。19世紀初,伍秉鑒就通過曾在廣州營商的印度商人在印度建立其商業網絡,到了19世紀30年代初,已在印度建立了獨立的貿易網路,在印度和英國經銷中國的生絲和肉桂,並常把在倫敦經銷絲貨所得的款項歸入加爾各答的東印度公司賬目中,可見伍氏與東印度公司間的複雜關係。伍家還通過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在美國鐵路和其他項目的投資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間,這筆紅利估計有 125萬美元之多。伍秉鑒在1834年估約擁有2600萬兩銀幣(折約5600萬美元)的財富,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本。在鴉片戰爭後,公行制度被廢除,伍家乾脆轉為怡和洋行的買辦,成為買辦階層的開山鼻祖。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癮控制、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著手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東印度公司通過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爭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為其所用。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盛京將軍、宗人府主事耆英等,由東印度公司和怡和洋行長期在北方鴉片貿易中心天津負責統籌鴉片業務的傳教士郭士立負責具體對接。對這一點馬克思有過一段精闢論述:“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為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中國官僚界之肺腑,被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這一派構成後來清政府內洋務派的源起。
當為貨幣戰敗前景所震懾的道光皇帝終於下決心禁煙,於1839年派遣林則徐前往廣東厲行禁煙時,他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財力雄厚、武裝強大、意志堅定、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然而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路,勒令外商上繳鴉片,要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面對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是在挑戰整個大英帝國和倫敦金融城生死攸關的戰略利益。